民政部 ：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总体上严于社会面******

　　中新网北京1月11日电 (马帅莎)实施“乙类乙管”措施后，作为重点机构和重点场所的养老机构如何防控疫情 ？在11日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表示，养老机构 的疫情防控总体上严于社会面，强调因时因势动态优化调整 。

　　李邦华介绍 ，现在全国有4万多个养老机构 ，入住老年人220多万人 ，这些老年人多数是高龄 、失能和有基础病 的老年人 ，一旦养老机构发生感染就容易形成聚集性感染 ，而且老年人感染后，重症风险比较高。民政部按照“乙类乙管”阶段“保健康、防重症” 的总体部署 ，结合养老机构 的特点 ，坚持“关口前移”，会同卫生健康和疾控部门，着力预防和减少老年人重症的发生 。

　　“关口前移” 的具体措施包括指导养老机构每天做好至少两次 的健康监测和每周两次 的核酸或抗原检测 ，以期能做到“早发现”；落实养老机构老年人分类分级 的健康服务 ，对重点老年人给予重点关注和老年人重症前期的“早识别” ；发挥养老机构内社医疗机构和定点协议 的医疗机构的作用 ，做到感染老年人诊疗的“早干预”；健全养老机构感染者的转运机制和就医绿色通道，优先为养老机构 的老年人安排接诊和病床，做到“早转诊”。

　　他指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了《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操作指南》(简称《指南》) ，对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提出了具体要求 。总 的来说 ，养老机构 的疫情防控总体上严于社会面 。在疫情流行期间，经属地联防联控机制批准同意，可以在加强人员进出健康监测的基础上有序开放管理 。在疫情严重期间 ，由当地党委政府或联防联控机制，经科学评估适时采取封闭管理。相对于其他社会机构来讲 ，养老机构的防控要求更严格，目的就 是保护入住老年人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加强对重点人群 、重点机构 的重点保护 。

　　同时，《指南》也强调因时因势动态优化调整，一个地区的养老机构 是封闭管理还 是有序开放管理，需要由当地党委政府或联防联控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当地疫情 的流行情况 、养老机构防控 的情况 、当地医疗资源 的负荷情况以及社会运转情况等 ，做到动态调整。总体上希望养老机构能够避免在当地社会面感染高峰的时候出现大量感染 。(完)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

　　作者：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 的思潮 。随着儒学 的沉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 的象征，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社会内涵，特别在汉唐时期 。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 。文中，史晨一再强调孔子 是“乾坤所挺 ，西狩获麟 ，玄丘制命，……为汉制作”“汁光之精 ，大帝所挺 ，……承敝遭衰 ，黑不代仓……获麟趣作 ，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 是上奏尚书省 ，自 是要谨重万分 。显然 ，对孔子形象的描述，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 的谶纬观念 ，这也 是一个时代 的基调和底色 ：其母颜征在“野合”，诞育了孔子 ，一如刘媪息止大泽，“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 ，是应世感生 ，也即声称 的“乾坤所挺” 。“玄丘” ，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 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 ，为此尊奉为“素王”；素王为汉制作宪法。孔子为黑帝水精，即水德 ，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为水德 ，就 是取其“刚毅戾深 ，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 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 。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 ，制定宪法 ，阐释天命，以推行教化 ，即水胜火（汉，火德 ，尚赤）也 。对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确 的自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亦有担当大道 的自信 。

　　这种比附下，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就 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 的描述 ，典型 的就 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 的“大九围，坐如蹲龙” ，“首丘”“龟脊虎掌”等 ；“龟脊”，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 。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 、成间 的上升相联系 的，是西汉中晚期以来 ，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的画像以表彰、推尊 的传统 ，如“光和元年（178年） ，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 ，与西汉中期 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也一改画风 ，集中以“孔子见老子”、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 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头戴小冠、长须、束带 、长衣 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身着长袍 的老子则拄一弯曲 的拐杖躬身而立，中间 是一童子 ，即孔子 的老师项橐。孔子身后，是陪侍 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 的颜渊、子路 、子贡等五人 。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 ，今能有幸一睹汉时 的孔子画像 。这类画像 ，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 、留存物较多 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 。今所见最早 的这类画像石 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 。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即数量较多 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虽然孔子 的面貌因石材 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 ，其背略驼 ，却是一望即知。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 。二 、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 。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 、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 、东汉晚期 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 的孔子形象 ；但其帽饰（小冠、幞头、平冠） 、身形（瘦削 、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 ，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 ，附着在孔子形象上 的不无牵强 、粗鄙 、浅陋 的谶纬比附，所谓的“异相” ，在曹魏就已开始 的严禁谶纬下 ，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谶纬已完全衰歇 、败落了 。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 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 ，东晋、南朝，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 、佛教等强烈 的冲击，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 的本真形貌。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 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 的比附、神化 ，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 、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 ，一个更趋坦诚 、真实 的孔子形象 。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 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 的一丝隐忧和恐惧 。这更符合孔子 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 ，一变昔日扑朔迷离 的神化色泽 ， 是一位蔼如的智者。这一倾向，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 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 的地位 ，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 、王弼等玄解所遮蔽 的一些真实景象，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

　　这样 ，明显有过多神化、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枯竭了 。

　　与儒学 的衰退相一致的 ，是这一时期的墓葬 ，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烈女贤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在南方，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 是南朝 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北方则多为隐士 、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谧石棺等）。

　　不过 ，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 ，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 ，宗炳《孔子弟子像》 ，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 ，但明显少了许多 。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头戴平冠、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 、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这 是孔子形象转变 的一个关键。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 的完善与孔子形象 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 。两汉时 ，“先圣”成了周公的专称 ，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 的“先师”。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祭祀孔子 的重要举措有：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 。贞观四年 ，诏州 、县学皆作孔子庙 。神龙元年（705年），以邹 、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 ，子孙世袭褒圣侯 。开元五年（717年） ，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更进一步抬升 ，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并褒赠“十哲” ，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 。制度日趋完善 ，规格、地位日渐上升、稳定 。重要的 是，在浓烈 的尊崇氛围下 ，更沿袭、上升到国家 的层面，即借助科举的力量 ，《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 ，促使了整个社会 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如檀州刺史韦机 ，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 ，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

　　与此相应 ，是一流画家阎立本 、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 的绘制与定型 。

　　今仍能一睹 、颇负盛名 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 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 。阎立本（601—673年），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 ，卒前曾任中书令，当日地位极为尊崇。阎氏生活 的时代，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 ，适逢其会，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其所画，正是一位头着儒冠 、长髯及颔、目光深邃 、睿智，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 ；侧面 ；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授业的模样 。唐时“孔庙”“先师”身份的界定 ，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 、目光略微向上，为汉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认为 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 的异相,这汉时谶纬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 。反倒 是“圣迹殿”中陈列的刻石、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 ，一副儒雅 、蔼如的形象 ，倒很契合唐人 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

　　阎 、吴之后，可能因其盛名 ，或因诏令作画、版式一统等缘故 ，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 ，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在世间流传。同时，又以绘刻 、塑像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 的全面拓展 。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